与联邦制条件下联邦与成员单位通过各自行使立法权、围绕联邦宪法的规范解释等以维护自身利益存在的竞争性甚至对抗性相比，这有很大的不同。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正草案）》的审议报告认为修正草案符合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等等。[77]参见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74]又如，宪法第18条关于外商投资的规定。这里只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加以说明： 1.强化宪法效力，保障宪法实施 基于1954年宪法未能有效实施的历史教训，许多人担心新宪法是否能够贯彻实施而真正具有法律效力。这种宪法精神，有时就可以用来补充宪法文本的规范空白。[44]在左的思潮下，有的领导人甚至鼓吹无法无天，把党的领导置于宪法之上，党组织和党员都没有自觉维护宪法的实施。[71]反对观点认为，不信仰宗教的无神论者同样应当受到宪法保护。
民族的发展不能脱离时代语境，一个民族的每一个时代是所有过去时代的继续和发展。[11]邹奕：《原旨主义在中国宪法解释中的基本价值探究》，载《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7期，第95-96页。[51]邓小平曾深刻反思十年动乱中国家机构的各种乱象，他认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
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就要解决政社分开，恢复设立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政府的问题。北京大学有的教授认为，如果说1954年宪法有缺点的话，就是缺少保障执行的措施。[4]《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86页。但1978年宪法没有完全摆脱‘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有不少‘文革遗留的内容，难以作为修改的基础。
在法学方法论意义上，此种历史考察是法解释中历史解释的作业内容。《办法》第36条做了这样的规定：对法规、司法解释进行审查研究，发现法规、司法解释存在违背宪法规定、宪法原则或宪法精神问题的，应当提出意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长期不召开，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民主。[67]《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五卷），第222页。[21]其与文本、原则、结构的并列，也说明其具有法解释上的补充功能。这里的各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
四、宪法精神的规范表达 在反思文革、否定文革的社会共识的逐步形成过程，也反映在了宪法修改当中。如同很多国家的制宪史一样，我国现行的八二宪法也是在全面而深刻地总结和反思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起草的，因而可以通过考察八二宪法的时代背景来把握其宪法精神。历史解读的进路也符合前述法工委备案审查室的权威观点。特别是，去考察八二宪法起草时的时代精神，以及此种时代精神如何烙印于宪法的字里行间，因而可以据以作为宪法解释的基础。
基于此种宪法精神，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扩大解释了基本法第5条言论自由的限制条款，肯定了刑法禁止支持纳粹游行的合宪性。这些历史事实对联邦德国战后的宪法秩序而言，有着从对立面去形成共识和认同的意义。
宪法精神也绝不可能是与宪法文本相对立的东西，即使只是从法的融贯性要求出发，宪法精神也绝不可能被用来否定宪法文本的规范性和有效性。[67]正因如此，八二宪法恢复了五四宪法中有关平等权的规定，并把在法律上改为在法律面前，以表明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1978年3月18日至31日，邓小平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绝大多数科学技术人员应该说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两个重要论断，率先在科教领域开始纠正极左错误，为后续全面反思左倾错误奠定了基础。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再次指出：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造成很大的灾难。[63]1978年宪法重新恢复人民检察院的设置，八二宪法对此予以肯定。[73]此种改革开放的精神在八二宪法中有多方面的体现。3.加强公民基本权利保护 同样是基于文革期间肆意践踏公民权利的历史教训，八二宪法大大强化了对公民的平等权、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等的保障。
[35]《彭真传》编写组：《彭真年谱》（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64页。[49]职是之故，胡乔木在宪法序言中特地起草了一段话，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一国的宪法何以具有实际的规范力，是具有政治复杂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尽管只是一个操作规程性质的规定，是我国宪法程序法的建构过程中的探索，但此种变化却应该为宪法理论所重视。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正草案）》的审议报告认为修正草案符合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等等。此外，宪法因其宽泛、抽象的表达和纲领性的特征，往往需要接受宪法变迁的事实而为动态解释，乃至超越解释范畴而进行额外的创造性的展开。
而在一种历史宪法学的视野下，对宪法精神的历史考察，更是强化宪法学回应时代命题的学科能力建设，是在历史和宪法的互动中寻找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范式的学术基础建设。不难看出，这些宪法精神的表述都大体还是指向宪法规定的含义。此种纠正文革错误的做法最终也为八二宪法所继承和发展。[18]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中译本序言，第8页。
红卫兵、造反派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随意拘禁任何公民。[44]在左的思潮下，有的领导人甚至鼓吹无法无天，把党的领导置于宪法之上，党组织和党员都没有自觉维护宪法的实施。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近年关于宪法实施、宪法发展特别是宪法渊源议题的讨论中，这一问题已被高度关注。
[9]对宪法精神的解说，不应是脱离文本的信马由缰。可是‘文化大革命时把国家主席都揪出来了。
肖蔚云先生指出：这里就包含了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所犯的错误。[27]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载《三中全会以来》（上），第481页。[72] 反对文革和改革开放，某种意义上是八二宪法精神的一体两面。[40]许崇德先生也指出，八二宪法是将反面经验，正面写，[41]全面总结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历史教训。
例如，美国宪法通过我们人民这一构成性叙事，将民族精神注入宪法规范，建构起美利坚民族的共同回忆。[80]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宪法室：《我国外商投资立法与宪法第十八条规定含义的与时俱进》，载微信公众号全国人大，2019年3月18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的讨论，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而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并开创性地提出和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63]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第533页。
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滤过后容纳是恰当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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